在2005年最后一天，广州市黄埔区镇龙镇的某出租屋门口，夏先菊一岁多的儿子杨家鑫被拐走了。那是早上七点多，要去厂里上工的人，应该早已经匆匆离去。按照一岁多婴孩的作息，此时杨家鑫大概率是起床后要跟爷爷去遛弯。“梅姨”在此时出现，将小孩抱走。有大人的疏忽，更多的，是来自这个社会那些阴暗的角落里，射出来的满满恶意。一个家庭正在慢慢崩溃。与此同时，遥远的地方看似无关的另外一个家庭，却在假装忽略人性的自私，享受新的家庭成员的“到来”。唯二连接这两个家庭的纽带：一个毫无人性，估计已经埋头扎进下一单“生意”;另一个懵懂无知，可能连哪个是爸爸都不太认得清。
寻子：
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到广州某个工厂打工，租住的地方可以想象，一定是简陋的，缺乏管理的，没有监控的。夏先菊和丈夫疯狂寻找半个月，毫无头绪。直到有一天听到房东抱怨，楼上一个租户的房间凌乱，门也没锁，人却不见了。有一个老婆婆说那天看到他把杨家鑫抱走了，跟他一起出去玩儿，当时以为和夏先菊是老乡。但房东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记得长相。2005年，手机还不是很普及，很多人还在用小灵通。所以房东租房子没留联系电话很正常。但是连名字和身份证号都不留一个，可想而知，他们当时居住的地方有多混乱。也印证了，这个家庭，当时条件不太好是不争的事实。但好在相亲相爱，再苦也知道把小孩老人带在身边。如果命运没给他们开玩笑，是不是其实一家人的生活水平会越来越好?
自杀：
有些伤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痊愈，有些阴影却能因时间的推移更加浓郁。夏先菊没想到，先坚持不下去的，是她的丈夫。2008年6月16日，杨家鑫被拐两年半后，也就是他差不多四岁左右。夏先菊的丈夫选择在从广州开往四川的K356次列车上，坠车自杀身亡。或许是长久的失子之痛让他变得抑郁，也或者是漫漫的寻子之路让人绝望。两年前，是他们把小孩带去广州的，两年后，却没办法把他带回来。知道希望渺茫，却无法停止寻子的脚步。除非找到小孩，否则就得一直找到死。这是被拐家庭一生都渡不完的劫难。夏先菊返回四川的时候，一家三口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之后，夏先菊从四川搬到了重庆。虽然离开了儿子出生的地方，但寻子之路却并未中断。2019年11月2日，“梅姨案”有了进展，杨家鑫被找到。接到电话时，夏先菊在一家做汽车刹车片的工厂流水线上做工，上9个小时白班，偶尔还要值夜班。她快40岁了，想多赚些钱，只能找工时更长的工作。这份工作她做了5年，待遇算好的，有五险一金，但过年只放几天假，车间总飘着粉尘。她的丈夫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灯。夏先菊两天两夜没睡觉，提前一天向工厂请假，从重庆坐火车去广州，早早到达现场，参加这场寻子见面会。她有很多设想，14年未见，她打算带着儿子像朋友一样逛街，还琢磨给儿子准备个金饰。联系她的警察见过很多认亲家庭，劝夏先菊，“做好心理准备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。”夏先菊有过担心，会不会比对错了。当警方念到杨家鑫的名字，那个15岁的少年从楼梯上慢慢走上前来，夏先菊的心砰砰跳，只觉得“太像了，真的太像了，肯定是我的儿子”。见面会之后，母子俩在一起的时间一共不到半天，包括吃饭和接受媒体采访。有限的交流里，夏先菊告诉儿子，要多读书，多出去见人，把视野放宽。临别时，杨家鑫决定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。夏先菊家中已有丈夫、公婆和两个孩子。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，她和杨家鑫挥了挥手，没得到回应。下一个周日，她打电话过去，没人接，给儿子发微信，想问问学习，对话框里弹出提示，她被儿子拉黑了。
如今，她获取儿子的消息依靠儿子的养母，他们两三个月通一次电话，但她从没和儿子直接对话。养母偶尔发来一小段文字或是几张图片、一段视频。屏幕里，儿子在洗碗、吃饭或是在郊外玩。她通过养母，留意着儿子人生中重要的节点，高考后询问成绩、毕业前叮嘱要多实习。她要过地址，想寄些衣服过去，后来想儿子可能不愿意穿，也搁置了。
很多亲戚和她说过，杨东竹算是身边读书多的，上过县里排名前几的高中，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高考。她相信儿子有优秀的基因，小时候去超市买东西，大人忘了拿回找来的零钱，小小的他不走。儿子如今18岁了，在读大专。夏先菊觉得儿子的疏离也许是因为心理阴影，“梅姨案”轰动全国，杨家鑫可能已经看到新闻。夏先菊听警察说，在养家，杨家鑫从小就知道自己是“外面的小孩”。
“梅姨案”中的另一个被拐家庭，山东人申军良在17年前丢了即将满周岁的儿子申聪，此后，他从28岁到43岁一直在寻子路上。他辞去工厂高管的工作，负债一度达数十万元。两年前，他终于找到了申聪。申军良接触过许多寻子家庭。他认识夏先菊，曾把杨家鑫和另外9个孩子以及“梅姨”的信息印在自己儿子的寻人启事上，一同发放，他还帮这些家庭把信息提供给“宝贝回家寻子网”。寻子路上，他见过各种家庭破裂后的故事：丢失的孩子长大成人，学历超群工作体面，但眼神闪躲，始终无法信任任何人;父母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被拐的孩子，加上微信后因为不会打字，口音又重，与在养父母家的孩子几乎没有沟通。在申军良看来，要让失散多年的孩子最终回归原生家庭，最重要的是建立强烈的情感链接——要在足够短的时间里，让孩子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，否则就可能永远地丧失主动权。他说，孙海洋找到孩子后给他打过好几个咨询电话。
截至当前，“梅姨案”中6名孩子被找回，其中4名留在养父母家。夏先菊后来得知，那个和自己同日认亲的贵州家庭，第二次赶赴养父母家提供的地址时，发现已经人去楼空。
杨家鑫至今没回过四川，夏先菊也不打算去追究养父母的责任——根据养父母的说法，他们是从一位离世的亲人手里接到孩子，警方也未找到交易证据。夏先菊觉得自己能做的，就是在远方看着儿子毕业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有关从前的物件都被夏先菊封存在四川老家，只剩一张儿子小时候的照片，一直带在身边。那是儿子的百天照，杨家鑫白白净净的，穿猴子图案的黄蓝色套装，骑在玩具车上。她很少主动提起儿子。现在的丈夫，也不了解杨家鑫走丢之外的那些童年琐事。她后来的大女儿，从老人的口中听过哥哥的故事——“小孩不要贪吃，否则会被不认识的人骗走。”小女儿始终不明白，“这个哥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生活?”夏先菊又开始盯着挂历，计算着儿子的生日。她提前几天演习如何打电话，但最终总是放弃。她曾想通过努力，过上一种“小康生活”，攒到属于自己的房、车。她给自己起的微信昵称是“改变”，意思是“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，自己也能变得比以前更坚强”。出事后，她只想过最平常的日子。她做过服务员，上过工地，当过流水线工人。她记得小时候，老家的老人们总爱说一句口头禅，“小姑娘都是菜籽命，风吹到哪里就在哪里落下，不由人。”她甚至有些相信，“命不好真是躲都躲不掉”。她很少回忆了。19岁时，在老家四川，她和杨东竹第一次见面，两人都直接，不拐弯抹角。她脾气暴，他劝她不要那么急。身边同龄的女性多数留在家乡做家庭主妇，她决定和杨东竹一起打工赚钱。初来广东时，工厂不算忙，每逢周末，她和杨东竹坐公交车去逛附近的商场，“像在老家赶集一样”。她在流水线上做玩具的塑胶模型，把织成块状的毛线缝成毛衣。厂里一有新玩具，她就给儿子带一个，杨家鑫最喜欢飘着雪花、小姑娘随音乐旋转的水晶球。母子间最温馨的画面定格在超市门口的摇摇车上，两人一起摇晃着唱起儿歌。那时夏先菊刚20岁出头，觉得“人生才刚刚开始”。
